张立群：2015年宏观经济形势与政策取向分析

一、中国经济增速回调有望触底

    2010年以后，随着一揽子计划的撤出，中国经济增速持续回落。2012年宏观经济政策的重点开始转向“稳增长”。但受国内外发展环境变化和经济转型升级活动的影响，经济下行压力始终较大。2015年，随着国内外经济环境变化，预计中国经济增速换档基本完成，经济增长可以大体稳定在略高于7%的区间。

二、2015年国内外经济走势分析

（一）世界经济呈继续恢复态势

    尽管世界银行和IMF都调低了对中国经济和全球经济增长的预测值，但一致认为2015年美国经济恢复是一个亮点，欧洲经济尽管困难有所加大，但仍然会保持增长；新兴经济体正在进行结构调整，增长水平降低但增长的稳定性提高。综合看，2015年世界经济仍呈继续恢复态势。在这一形势下，考虑我国出口企业综合竞争力水平，预计出口增速在7%左右。

（二）投资增长将大体趋稳，2015年投资增长率预计为15%左右

    首先房地产投资增速回落态势有望结束。大城市房地产市场走冷的同时，买房需求正在不断蓄积之中。大城市房价预计不会持续下降。随着时间推移，大城市房价回落的预期必然会发生改变。

    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投资已经大体形成一个可持续的模式。

    综合分析，全年投资增长可能在15%左右。

（三）消费继续保持平稳增长，2015年消费实际增长率预计为10.5%左右

    近年来保就业的政策效果比较明显，就业形势比较好。此外房地产和汽车市场调整，有望在2015年趋于平缓，其对消费的负面影响预计会减弱。综合这些情况，预计2015年消费实际增长率为10.5%左右。

    综合需求因素分析，预计2015年经济增长率略高于7%， CPI涨幅不高于3%。

    综合以上分析，预计十二五期间可以基本完成经济增速换挡的任务，2015年中国经济将初步形成中高增长的新常态。

三、十三五是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全面适应新常态的关键时期

（一）供不应求的市场关系转变为供大于求。

    国际金融危机后，出口增长速度明显降低。出口年均增长率，2003-2007年为29.2%，2008-2013年降低到9.1%。

    住行为主的消费结构升级进入调整期，汽车、住房市场增速预计将明显降低。
受产能过剩及地方政府投资能力限制，投资增速下降，预计由2002-2003年的26%降低到18%左右。受汽车、房地产市场降温、投资降温的影响，预计重化工原材料需求水平也将明显下降。

    市场供求关系的这些变化，使企业多年来依赖订单大量增加支撑的低水平数量扩张模式难以为继，必须进行转型和调整，从规模扩张转向提高产品性价比，将发展的重点由解决“有没有”转向“好不好”。

（二）要素低成本条件发生了深刻变化

    劳动工资水平、土地、水资源和矿产资源价格持续提高，污染排放收费水平不断提高，这些变化使企业粗放型、三高一低（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生产模式遇到成本方面越来越沉重的压力，越来越难以为继。

    市场和成本条件的变化，已经使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成为不可阻挡的客观大势。因此，十三五期间将是中国经济全面适应新常态，实现经济发展方式实质性转变的关键时期。全面深化改革，从体制机制完善方面支持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也使十三五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趋向成熟与定型的关键时期。

四、宏观经济政策取向分析

    今年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了2015年经济工作的大政方针。提出要主动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着力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把转方式调结构放到更加重要位置，狠抓改革攻坚，突出创新驱动，强化风险防控，加强民生保障，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关系，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

    要求要着眼于保持中高速增长和迈向中高端水平“双目标”，坚持稳政策稳预期和促改革调结构“双结合”，打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和增加公共产品、公共服务“双引擎”，推动发展调速不减势、量增质更优，实现中国经济提质增效升级。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2015年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预期目标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7%左右，居民消费价格涨幅3%左右，城镇新增就业1000万人以上，城镇登记失业率4.5%以内，进出口增长6%左右，国际收支基本平衡，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发展同步。能耗强度下降3.1%以上，主要污染物排放继续减少。

    李克强总理提出，做好今年政府工作，要把握好以下三点。

    第一，稳定和完善宏观经济政策。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更加注重预调微调，更加注重定向调控，用好增量，盘活存量，重点支持薄弱环节。以微观活力支撑宏观稳定，以供给创新带动需求扩大，以结构调整促进总量平衡，确保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第二，保持稳增长与调结构的平衡。我国发展面临“三期叠加”矛盾，资源环境约束加大，劳动力等要素成本上升，高投入、高消耗、偏重数量扩张的发展方式已经难以为继，必须推动经济在稳定增长中优化结构。既要稳住速度，确保经济平稳运行，确保居民就业和收入持续增加，为调结构转方式创造有利条件；又要调整结构，夯实稳增长的基础。

    第三，培育和催生经济社会发展新动力。当前经济增长的传统动力减弱，必须加大结构性改革力度，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改造传统引擎，打造新引擎。

    一方面，增加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加大政府对教育、卫生等的投入，鼓励社会参与，提高供给效率。这既能补短板、惠民生，也有利于扩需求、促发展。另一方面，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这既可以扩大就业、增加居民收入，又有利于促进社会纵向流动和公平正义。

五、政治局会议精神要点

    新的增长动力正在形成之中，外部需求收缩，内部多种矛盾聚合，经济运行走势分化，下行压力仍然较大。

    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坚持以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坚持宏观政策要稳、微观政策要活、社会政策要托底的总体思路，保持宏观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加大定向调控力度，及时 进行预调微调，高度重视应对经济下行压力，加快改革开放步伐，保持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综合平衡，调动各方积极性，狠抓工作落实，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大局稳定。

    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增加公共支出，加大降税清费力度。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把握好度，注意疏通货币政策向实体经济的传导渠道。要注重发挥投资的关键作用，认真选择好投资项目，做到有市场，有长期回报。要整体推进财税、金融、投融资 体制改革，解决好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市政项目、实体产业部分资金循环不畅问题。要完善市场环境，盘活存量资产，建立房地产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要把创新驱动发展作为我国经济实现动力转换的关键，推进企业技术改造，稳步有序推进化解过剩产能工作。

    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要把有质量、有效益的发展作为发展是硬道理战略思想的内在要求。在新常态下，各级领导干部领导经济工作要摆脱旧的路径依赖，掌握认识发展趋势和准确分析经济形势、营造良好市场环境、发现和使用经济人才、保护产权和知识产权、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等新的本领。

    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一个重大国家战略。战略的核心是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调整经济结构和空间结构，走出一条内涵集约发展的新路子，探索出一种人口经济密集地区优化开发的模式，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形成新增长极。

    要坚持协同发展、重点突破、深化改革、有序推进。要严控增量、疏解存量、疏堵结合调控北京市人口规模。要在京津冀交通一体化、生态环境保护、产业升级转移等重点领域率先取得突破。要大力促进创新驱动发展，增强资源能源保障能力，统筹社会事业发展，扩大对内对外开放。要加快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推动要素市场一体化，构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体制机制，加快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要抓紧开展试点示范，打造若干先行先试平台。

 

会上精彩发言：

    尊敬的各位领导和来宾，大家上午好。下面我就发表一些个人的看法，因为我们今天论坛的主题还是讲中国的新常态、新挑战、新机遇，所以我就简单谈一谈我对经济新常态的基本观点。

    实际上中国经济最近几年发生的重要变化就是增长率，中国经济现在还是在中高增长的区间，实际上是在一个驻足的过程当中。比如说2014年增长7.4，下跌了0.3%个百分点，所以在这样一个基础上，经济正在中高增长中间，寻找一个大概平稳的增长态势。所以从这样一个大的趋势来看，我觉得首先我们认识新常态就要看一看为什么出现这样一个增速换档，现在的讨论也是比较多，观点也是比较多，但是我的基本看法还是需求方面的原因。

    主要来自于两个，第一个就是外部需求，比如说我们外贸出口的增长，在2003年到2007年，外贸出口年均增长29.2%，但是在2008年到2013年外贸出口年均增长只有9.08%，2014年出口增长是6.1%，今年1到5月份出口同比增长是0.7%。所以我们说首先是外需的车轮转动的速度减慢的结果。

    第二个就是从国内需求来看，我们讲的内需增长的基本源泉还是人民生活的改善，在本世纪重点表现在住和行的改善。但是现在住和行的改善受到一个制约，和城市化的矛盾有紧密关系。实际上中国的城市化是一个金字塔的结构，越大的城市凝聚力越强。现在青年人的选择首先是向一线城市，不行的话再选择二线城市，所以这就成为了城镇化的进程过度指向大城市。这个原因也很简单，大城市就业机会多，就业岗位的质量比较高，大城市的教育、医疗卫生的水平比较高。由于这些原因，现在年轻人的发展还是愿意选择去大城市。这就形成城镇人口布局的问题，大城市现在人口密度过大，你比如说大城市的堵车问题导致的摇号、限号，必然限制汽车市场的发展。

    2002年到2010年，汽车销量年均增长24%，但是去年汽车销量只增长7.2%，今年1到4月份，汽车销量同比增长只有2.77%。另外从住房来看，人口集中在大城市的问题，使得建房必须集中在大城市发展，但是大城市的土地紧张问题近几年越来越突出，所以像北京的地价现在已经非常高了。所以房地产的发展空间、汽车的发展空间都受到越来越明显的制约。所以在这个背景下，我们看到汽车工业，包括房地产业，最近大概在五六年已经表现出来越来越明显的转型调整的特点。在这个背景下内需增长的速度也开始下降。所以我们说如果中国经济从需求角度来讲是双轮驱动，现在外需、内需两个车轮转动速度都下降以后，那增速换档我认为就有必然性了。

    当然我觉得这对中国经济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机遇，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们看到经济的高增长它对应的是普遍的短缺，而中高经济的增长对应的是普遍的过剩。因为在短缺的市场上，市场强调的是解决有没有的这样一个问题，过剩的情况下强调的是好不好的问题。所以我们说经济发展的新常态，我个人的观点很重要的就是有一定的过剩，全面竞争的这样一个市场环境的出现，它引导我们的企业从过去关注做得多，做得快，开始转向关注做得好。所以这样一个市场倒逼的环境，它的出现对于中国经济这样一个全面的转型，从中低端向中高端，从数量主导向素质主导的这样一个转型，我认为是至关重要的。

    而这样一个转型对于中国经济发展，我认为是一个重大的历史机遇，中国如果仅仅满足于解决有没有，进不了世界一流国家的行列。我们讲的中等收入陷阱往往是在有没有的问题解决之后，开始跨向好不好的门槛的时候出的问题。如果你的制度，各个方面的发展如果不能够支持向越做越好的方向发展，那我认为现代化的道路就走不下去。所以中国人真要过上发达国家的好日子，真正要在好不好的问题上迈出步伐。所以我们说经济新常态给我们提供的倒逼的环境，我认为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机遇。所以我们应该在这个新常态的背景下化困难为压力、为动力，真正地在转型升级方面，在强调质量效益方面走出实质性的步伐，使得中国经济发展开始向素质主导来转型，这样的话我想中国的现代化才会有一个非常光明的未来。

    但是当前我们需要看到的另外一些问题，就是我们整个的调整有一个合理的增长区间，或者叫适度的增长区间，对这个增长区间，我个人的看法就是既不能太高，但是也不应该太低。如果太高的话，比如说两位数的增长，那这个短缺会重新出现。实际上我们在2009年以后实行一揽子计划的时候，由于我们政府投资的强劲扩张，2009年到2010年出现了一些过热的新特点，这种情况对于我们整个资源配置效率提高作用并不是非常好，尽管在这个阶段我们确实像高铁的建设等等速度非常快，但是整个建设的工程质量不是很高的问题在这个阶段是有所显现的。所以我想增长水平过高，还是强调以过长为主，对中国的资源配置效率，对中国的这样一些存量水平的提高都是不利的。

    但是如果增长速度太低的话，我认为也是有问题的，这个问题就是资源利用不充分。我们的人力资源，就是我们讲的充分就业的问题，实际上在增长过低的情况下是得不到保证的，所以我们一直强调保就业，这是很重要的。我们要把我们的要素资源不要形成过多的闲置，要把它充分使用出来，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另外如果速度过低还可能使我们已经形成的物质基础得到过度的调整。

    我们讲过剩产能概念和低水平产能是不一样的，我们说淘汰过剩产能应该适度，重点还是淘汰低水平产能。如果我们增速下降过多导致调整力度过大可能也是一个不恰当的损失，而且可能导致我们过多的企业倒闭，过多的银行坏账，就有可能引起一个循环性的受损。银行坏账越多贷款能力越低，金融紧凑越严重，企业困难越大，企业倒闭越多。所以我觉得适度的增长区间探讨还是很重要的。从目前来看，我觉得7%到8%可能是我们现在适度的经济增长空间。所以我们现在的经济宏观调控来看，很重要的还是强调稳增长。

    稳增长的话现在我认为还是有条件的，尽管我们现在的增长还是有下行的压力，但是我觉得经过宏观调控的作用，我们的经济增长可以稳在略高于7%的水平之上。

    我的理由还是从需求角度来讲，首先看国内需求，消费的增长实际上在2011到2014年增长是大体平稳，没有出现我们说的增速换档。这个表现我们政府最近几年保民生，这个工作的一个总体成效。最近几年我们的就业形势应该说是稳定的，第一个是客观上的原因，比如说我们的换档主要是制造业、第二产业，而容纳劳动力最多的第三产业服务员最近几年发展是稳定的，没有换档。现在创业支持的就业，包括很多地方政府打造的创业平台，请成功的民营企业家做导师等等，这个对就业形成了重要的支持。还有经济体量大，2000年的时候GDP增长1个百分点，对应的增长1000亿，去年对应6000亿，1000亿元的GDP和6000亿元的GDP包含的就业岗位是不一样的。

    这些客观上的有利条件加上政府的努力，政府最近几年保民生的重点就是精准就业，精准扶贫。在精准就业的背景下，政府在稳增长的工作上，在劳务市场的建设发展的工作上，在农民工对口就业的工作上不断地在加大力度，希望把这个力量用在刀刃上。所以这两方面的原因支持了就业的稳定，也支持了居民收入增长的稳定。

    所以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很多困难企业，但是我们看不到很多困难的家庭，这个和我们保民生的工作效果是紧密相关的。去年我们处境游的人数达到1个亿，我们整个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没有出现塌陷，大体正常。这个就对生活资料生产提供了一个比较稳定的需求支持。所以我们说食品，包括服装、家电，包括各种电子信息产品，手机、电脑等等，现在增长是平稳的。

    还有出口的增长，由于时间关系我简单讲。世界经济我觉得现在大体上接近触底，美国的高科技创新的优势，包括美国支持他结构调整，破产企业退出的制度优势，使得制造业的调整走得还是比较顺利的。所以美国的失业率现在已经降到5.4%。美国各个城市的人气在不断地恢复。这个基础上房地产的形势也在不断地恢复，新房包括二手房的销售，总体情况还在不断向好。所以实体经济的恢复在支持货币金融体系的恢复，两者之间基本上形成一个互动的关系，主要基于市场的基础。

    从投资来看的话，现在最关键是房地产，房地产投资去年增长10.5%，比2013年降低了9.3个百分点，今年1到5月份同比增长5.1%，比去年又降低了5个多百分点，这是整个投资下降的最主要原因。而房地产投资增加和下降我认为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拿地难，一个是卖房子难。

    拿地难跟现在的一线城市有关系，现在有很多中小开发商由于在大城市拿地的困难基本上现在就撤退了，这个对房地产投资是有影响的。第二个是卖房子难，银行贷款承担很大压力，在这个背景下他就没有能力再去拿地，再去建房。今年以来这个情况已经在改变，卖房难在大城市我认为是有大趋势的现象，在去年大城市出现卖房难，但是中国的城镇化还是在指向大城市，大城市年轻人的增长，这些人才的增长，这些结婚的人才增长是持续不断的，所以对大城市刚性买房需求判断，根本点在于对中国城镇化的判断，如果中国城镇化的步伐不停的话，中国大城市的买房需求不会停止增长。在大城市发展到了一定的年龄，孩子上学需要学区房，老人赡养需要一个更大的房子等等，它都会导致改善性需求也在不断地增长。中国城镇人口的增加导致需求在大城市是源源不断的。

    现在房地产形势的恢复主要是两个方面的因素，第一个就是市场房价的走势，大城市和中小城市不一样，中小城市，开发商可以以价换量，因为拿地的成本非常低，可以降价，但是大城市很难这样做。北京去年有一个地块，最后成交价74个亿，按照这个成交价，开发商估算未来的平价每平米不能低于9.6万。它就是基于拿地开发的成本来测算出来的价格水平。所以大城市房地产开发商，尽管拿地成本高，但是利润空间是很低的，这种背景下让利的空间很有限。所以去年以来在卖房难的情况下并没有出现显著的下降，跟拿地难有很大的关系。

    所以这个背景下我们看到房价的实际走势改变了买入的预期，很多年轻人觉得等一段时间之后觉得等待是不划算的，开始看房，开始考虑买房。这时候政策利好是第二个原因，去年9月30号，人民银行认贷不认房的政策，按揭贷款没有还完也可以考虑降低首付的考虑，还有现在49个使用限购的大城市，很多都取消了限购，很多城市在向优惠的方面做调整。保证这两次降息，对月供的负担有直接缓解的作用。所以多个方面的利好已经使大城市的房地产销售形势出现了一个方向性的改变，现在的回暖是越来越明显。

    大城市房地产销售的回暖对开发商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开发商的投资主要占压在大城市。你像北京卖一套房，回笼几百万资金，一个县级市卖一套房可能只能回笼几十万的资金。所以我们不单看开发面积，关键看开发面积的分布情况，大城市的开发面积占压资金是一个主体的情况。开发商的资金困难在很快的得到缓解，所以今年房地产企业的发展环境和去年比有明显的改善，再加上我们新型城镇化，地下管网改造的力度加大，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取代大城市的格局都会扩大城市的发展空间。比如现在京津冀一体化的发展正在发挥作用，所以房地产拿地难的问题也在趋向发展。

    另外是基础设施投资，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投资我觉得现在进入到一个相对活跃的时期，第一个就是新型城镇化带来的互联互通，各个城市之间的互联互通，像京津冀一体化首先强调的就是交通一体化的建设。另外就是一带一路，这个是对外开放的一个大格局，一个大战略，不仅是海上对外开放，陆上对外开放，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所以基础设施面向现代化长远目标的奠基现在已经开始启动了，以此带来的建设任务也是大量增加的。实际上最终的目的就是要改变农业靠天吃饭的基础状态。以色列的农业现在就不是靠天吃饭，中国十几亿，这个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里面，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把靠天吃饭的格局扭转过来。国土治理所带来的基础设施建设任务现在也是大量增加的。

    所以现在的基础设施建设，我认为不是像某些专家的观点说没有多少事情可干，恰恰是现代化的未来现在是一个向更高水平奠基的阶段。所以在这个背景下，政府做了很多的安排，比如预算内的投资资金增加到4776亿，今年对1万亿到期的地方债安排了一个置换的计划，而且按照财政部的意见，还有可能视情况再追加，再扩大。再加上现在我们PVP的模式，强调和更多的重大工程建设结合起来，再加上最近对地方政府在重大工程建设上不作为的情况检查力度在加大，所以我想未来的基础设施投资的走势应该是一个走强的基本态势，这个基础上对整个投资拉动的作用会有所加大。

    所以在这个基础上，我觉得今年整个投资的走势也是一个由弱转稳的基本态势，所以我想今年的经济增速回调触底应该是一个时间，客观上我们从国内13.64亿中国人生活的需求，包括世界经济调整的趋势，再加上我们新型城镇化对整个基础设施投资和房地产发展的根本性利好作用，最后都可以得到一个结论，中国经济现在有望在略高于7%的水平上稳定下来。所以我想中国经济中高增长的新常态有望在今年大体稳定地建立起来。在这个背景下，我们“十三五”经济发展的特点就是要适应和引领新常态，就是要完成中国经济从数量扩张主导，从解决有没有的矛盾主导转向了素质提高主导，转向解决好不好的历史性新跨越。所以我想“十三五”对中国经济来讲既存在着严峻挑战，也存在着光明的发展前景。

    时间关系我就讲这些，供大家参考，谢谢。

 

提问环节：

    陈玉和：我们马上要“十三五”了，但是我对我们的五年规划，我怀疑了十年了，各位专家，尤其是我们的郑院长和孙教授，我们的规划规划方面有没有改进，或者是一种新的思路来解决这些问题？谢谢。

    张立群：首先要感谢咱们的论坛给我们这样一个特殊的待遇，因为今天发言的专家是七位，现在是我们三位坐在这个地方，谢谢给我们这样一个特别的关注。

    刚才实际上陈教授谈了一些很好的观点，他实际上是从理论层面在归纳我们国家新常态，立足分析了我们整个发展在中等收入到高收入期间一些人的思想方面的变化。当然这个问题确实涉及到很复杂的一些基础。

    但是刚才您谈到规划，我想我们国家的规划制定就体现了政府和市场关系不断地调整。过去叫计划，现在叫规划。过去整个这样一个发展，政府决定的内容是比较多的，现在的发展由市场决定的因素是比较多的，所以现在这个规划我想它体现出来政府正在向着他目前的一些最重要的职能在归位。比如说规划对于区域布局，对于整个国土布局，对于城镇布局，这样一些长远性的规划。比如说基础设施方面的规划，我现在看到的是在加强。还有在公共服务方面发展规划，政府在这个方面做得是比较细的，而且比过去重视的程度是提高的。所以整个规划的内容开始从更多的关注项目，关注企业，开展转向更多地关注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关注环境等等。所以我想从规划课程的变化也折射出了政府职能的转变，折射出了我们国家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不断地调整，这个我想它对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包括资源效率的提高是具有一个非常深远的意义。

    胡昱：我提个建议，你能不能为青岛在新常态下发展出一个好的建议和金点子，给大家说一下？

    张立群：我本人对青岛了解不是非常多，是个门外汉。实际上对青岛的发展，首先宗市长和佟院长是最有发言权的。

    我觉得青岛的发展首先要关注改革政府职能转变，从政府工作的重点，比如更多地转向基本公共服务的建设，更多地转向城市长远规划的科学设计，更多地转向城市基础设施的完善。青岛的地下基础设施原来德国人打的基础是不错的，但是它的覆盖范围还是很有限的。比如说平度，未来的发展过程当中，怎么把大青岛范围内的地下基础设施先一步地考虑。像法国巴黎的下水道，三百多年前建的，现在还有余量。青岛的建设应该是向百年目标或者更远的目标来考虑，真正为子孙后代留下一些传世的基础，这是非常关键的。这点我觉得我们应该向德国人包括发达国家学习。他们在青岛留下的很多基础，很多零部件现在拿出来还是能用的。我们能不能在一百年后，现在留下的基础后人还能用。

    所以政府来看一定要着眼于长远，在青岛的奠基方面下功夫。再一个青岛的教育、医疗方面下功夫，这一点应该向新加坡学习，政府在保基本方面做得比较好，所以新加坡的经济社会关系稳定性比我们的香港就要高。香港是一个小政府，弱政府，就是妇人在左右，这个问题应该被关注的。还有环境的保护，青岛这个环境本来很好，很多得天独厚的优势，政府怎么在环境保护方面做好工作。

    所以我想政府搭台的理念在“十三五”规划期间，我觉得青岛市委市政府应该更为关注，真正把青岛发展的平台打造好，我想未来发展潜力，市场配置资源的能力肯定会更充分地把各类优质资源向青岛来集中。这一点是我初步的想法，供咱们在座的各位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