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小川、易纲、楼继伟、吴敬琏等谈共计侧改革，释放了那些信号？

“中国经济50人论坛2016年年会”2月19日下午在北京举行。主题为“深化共计侧结构性改革，全面提升发展质量”。周小川、杨伟民、楼继伟、易纲、吴敬琏、钱颖一等围绕大会主题做主旨演讲。

周小川：供给侧改革关键是消除价格扭曲

中央银行行长周小川《关于结构性改革的国际实践》的主题演讲，周小川表示结构性改革关键就是让价格机制更好发挥作用，结构调整实质就是价格调整。

周小川谈到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各个国家多使用传统凯恩斯理论，从需求侧来挽救本国经济，由于很多国家债务率很高，财政政策发挥空间不大，转而过度使用货币政策，这块国际上也有很多讨论和反思，未来应该将供给侧和需求侧结合起来考虑。

至于当前国内产能过剩问题，周小川表示，若从某个国家需求来看，很多都是产能过剩的。但加入能足够开辟国际市场，贸易政策不要过度扭曲，产能过剩要重新衡量。通过国际贸易，各国产能都可以实现优势互补。

以下是周小川发言全实录：

首先非常高兴参加这次50人论坛2016年年会，从我自己个人的角度感谢各界对50人论坛的大力支持和关心，感谢樊纲同志对50人论坛2015年工作的贡献，以及刚才所做的2015年的工作报告。

首先，这次会议的主题非常重要，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全面提升发展质量。从我的角度来讲，跟我的领域关联不是特别大，因此，这里我作为经济研究者的角度发言。

从结构性改革的实践来讲，我说说自己的体会。先说一下结构性改革，我个人最早进入经济学研究是从搞数学模型出发的，从我接触的各类数学模型来说，最终结构性的问题和价格问题是一个问题。结构问题，特别是实物供给和需求产生的结构性问题反映的就是价格问题，所以结构性问题就是价格问题，当然必须有一个有效市场假设。

结构改革或者说结构调整也是价格改革和价格调整。这里要有一个例外，市场有一些环节是不能正常工作的，也就是说在市场失效的环节，还有一些，由行政主导的结构性问题和结构性调整。应该说由于我们国家是从传统的中央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的，因此从思维的角度比较倾向于较多看到市场无效或者市场失效的环节。在市场失效的环节政府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或者发挥更好的作用。所以就涉及到有关的讨论，哪些环节市场更加有效，哪些市场环节市场会无效。

从结构性问题来讲，大家一般先看产品的结构问题，在产品市场，应该说绝大多数的情况下，市场是有效的。供求关系决定价格，价格变动也决定供求关系。结构的调整也需要价格信号提供激励，没有激励的结构调整也是很困难的。

这些都是大家都熟知的东西，产品价格里面，有的时候市场调节不了，特别是有一些重要的产品。但是从实践来看，我们最后发现也不见得政府主导的定价做的更好。

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成品油，这么重要的产品可能政府考虑更周到一些，但是经过几轮演变，比如说现在我们国家的成品油的定价，最后不过就是在国际市场价格上加一个缓冲期，就是延迟20天左右，过滤掉价格高频波动的成分，然后再跟随国际市场价格。最近又增加了一些新的内容，总之也很难说明即便某些很重要的产品，是不是就是说市场决定的价格就是不行的。

更复杂的问题是要素价格，传统意义上，大家理解的要素价格是人力资源、资本、土地。我认为原则上来讲，价格实物供求关系也是成立的，只不过情况更加复杂一些，这些复杂的因素应该有一些额外的考虑。这也包括大家所关心的像利率、汇率这些问题，也是供求关系和价格之间的关系。

如果单纯从国际贸易的角度来看，汇率更多的是一个贸易加权的供求关系。但是如果说后来随着国际经济发展，资本投资和资本流动变得越来越重要，外汇的价格也更加像要素价格。

下面我想说的，之所以说市场有一小部分情况下市场是无效的，过去传统的经济主要是存在外部效应，让市场决定的价格可能存在误导。有广义的外部效应和狭义的外部效应。

一般来说，像制造环境污染，损害环境之类的是最典型的外部效应的例子。有的人把宏观的因素考虑到外部效应里面，这是分类问题。总之来说，外部效应是一个重要的效应研究领域。

最近国际上做的越来越多的是外部效应内在化。典型的就是像污染问题，或者再具体一下气候变化和二氧化碳排放问题。排放问题的内在化，它的外部效应事先包含在使用能源或者制造污染排放的成分里面。因此也就是说你要排放二氧化碳，先消化二氧化碳和吸收二氧化碳的钱先拿出来做减排的工作。这样就是二氧化碳外部效应的内部化。

另外一个例子就是，我们看到有不少国家，对于任何产品的出厂销售，必须事先把它未来形成的垃圾处理费用打到里面，把垃圾费用打到里面去的时候，外部效应实际上也内在化了。处理垃圾的时候，就不外额外出钱了。

比较典型的例子，比如说汽车的铅蓄电池。即便市场有无效的情况，特别是外部效应的情况下，仍然有很多办法能够使价格机制发挥更好的作用。同时说明不见得其他的结构性政策能够比价格政策更好。

我只是从这一个角度说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要的内容，我也是听刘鹤主任反复讲过消化价格扭曲，我们当前存在很多价格扭曲，把这些价格扭曲消化掉，改革掉，在很多程度上就是结构性改革了。

另外一个强调结构性改革，特别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由于很多国家财政政策空间比较小，过去债务比例高，所以有一些过度依赖货币政策。因此近两年在国际很多场合在讨论，对货币政策的过度依赖问题。

另外可能过度依赖凯恩斯主义的措施，搞了一段时间以后就会过头，大家就会讨论这个事。从这个角度来讲，大家会思考，实际上应该更加侧重于对供给侧的政策考虑。从这个角度来讲，供给侧和需求侧也是相匹配的，是相互配合的。

最后，我想讲的是，结构性政策在当前全球化经济情况下，和对外经济关系重大。在对外经济的题目中，重要的议题就是比较优势转移。随着价格机制的变动，特别是要素价格的变动，比较优势就会发生转移，比较优势发生转移，就会引起价格体系的变化，特别是相对的变化。有一些比较优势转移，包括某些劳动力密集型的生产必然会转移出去。另外还有相当一部分究竟转移还是不转移取决于结构性政策，取决于当前的战略。

我感觉从古典经济学角度来讲，比较优势究竟跟我们现在所说的产能过剩或者产能转移是什么关系。中国跟周边国家打交道的时候，经常说我们两国经济互补性强，我生产的你没有，你生产的没有，正好是互补的，咱们正好可以加强合作。

但是古典经济学讨论这个问题不是这么说的，即便没有资源禀赋也会通过分工，使得一个国家可能生产一个产品会有更高的产能，因此有更高的产出，那个国家生产另一种产品有更高的产能和产出，表明生产技能和生产设备各种汇聚。邻近两个国家资源禀赋差不多，可能一个国家多生产帽子，一个国家多生产鞋。

从本国市场容量角度来讲，其实都是产能过剩，你生产的帽子，你这个国家的人没有那么多。但是从供求关系来看是否产能过剩可能还是有一些问题。

如果说，能够足够开辟国际市场，而且贸易政策不存在过度扭曲的话，产能过剩的衡量可能需要有另外一些考虑。

对中国来讲，我觉得中间可能有外部效应的因素。如果我们把生产留给自己，污染也留给自己，可能是外部效应。我特别强调，在两高一资（高耗能、高污染和资源性产品）环境的产能过剩。这个也导致处理产能过剩和国际贸易和贸易政策，也就是结构政策和贸易政策的相互连接。

产能转移的时候，我们考虑的可能有一些比较明显的就是运输成本相当高的成本，运输成本和定价相比，相当高的这类产品不太适合通过贸易交换获得，如果有产能的话，可以把产能输送出去。但是换一种情况也不一定，比较优势转移和产能转移，更多的和就业，和创造就业以及保持就业相联系。

这些都是我脑子里想的比较典型的结构性问题，我也希望能够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讨论提供一点参考。

 

易纲：货币政策应维持稳健

中财办副主任兼央行副行长易纲出席，并作题为《关于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时的总需求管理》的主题演讲。

易纲表示，从国际经济经验来看，在实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时，会产生一些紧缩效应，一些国家甚至陷入到“债务-通缩”的螺旋。我国当前进行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避免超过社会承受能力，尤其是就业方面；另外，要极力避免陷入“债务-通缩”的螺旋中——这要求适度扩大总需求。

易纲进一步表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方面，财政政策应该是主战场，因为财政政策是天然的结构性政策；而货币政策要保持稳健，因为过度宽松的话，会造成资产价格泡沫和人民币的贬值。

易纲测算表示，在当前“补短板”政策中，如棚户区改造、精准扶贫、降低五险一金、鼓励个性消费等，既是供给侧改革，也是精准的需求端管理，这块大致能补充0.75个百分点的GDP，大致是5000亿元人民币，这能很好地缓冲结构性改革造成经济向下的压力，保证改革平稳推进。

以下是易纲发言全实录：

今天我发言的题目是关于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同时把总需求管理好。我是按照50人论坛的要求做了功课，做了研究。目前我们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用改革的办法来推进结构调整。它需要时间，那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时间含义上有短期，有中期，也有长期。而整个需求侧的管理，它的重点是在解决总量的问题，需求侧的管理主要指短期调控。

当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离不开适当的总需求的管理，它们两者的关系有以下几种。第一，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是一个判断。第二，总需求的管理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同时，处于一个辅助的地位，是一个配合的政策。第三，总需求的管理虽然是总量的政策，但是我们在做总需求管理的时候，应当强调有针对性和精准发力。

下面一个问题就是如何适度管好总需求，所谓适度就是把握好度，那么这个度在什么地方？我想有这么三个把握，第一个把握，总需求管理，要使它不产生“债务-通货紧缩”的螺旋。第二个考虑，不能超越社会承受的能力。第三个考虑，不出现流动性比较大面积的紧缩，守住这三条线。

那么很显然，总需求的政策，一个是财政政策，一个就是货币政策。那么我们现在实行的是积极财政政策，可以在鼓励消费，尽量减少挤出效应上多做文章。那么货币政策实行的是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稳健、适度、灵活，要避免过多的放水和宽松。应该说总需求管理的主战场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但是同时，我想强调的，也有一些补短板的政策，既是供给又是需求，把补短板的政策运用好的话，也会适度扩大总需求。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总需求的管理，为什么呢？因为在历史上，很多结构性改革产生了紧缩效应。大家随便可以举出很多国家或地区，在很多危机中，国际货币组织建议要紧缩财政，来实现财政可持续，结果造成这个国家需求进一步紧缩，有的甚至陷入通缩的螺旋。在很多情况下，需要进行结构性改革的时候，我们在结构性改革的同时，要做好总需求的管理，这是基于历史经验的总结。

然后我们看供给侧需求侧的改革，实际是有破有立。当前我国是供给过剩和供给不足并存。供给过剩，钢铁煤炭是供给过剩；同时供给不足，马桶盖，海外的大量的购物，显然有些产品供给不足。相应地，我们存在需求不足和需求不能得到满足两种情况。我们是不是要扩大需求？是，我们需求可能不足，要扩大需求。同时我们很多需求不能得到满足，就是我们结构性的问题。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是帕累托最优改进。帕累托最优改进要求没有人能够变坏，所有人都不变坏或者变好。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有破有立，有些僵尸企业要淘汰，不能让所有人不能比之前更坏、只能更好。

第二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度在什么地方？我刚才说在欧洲的一些国家，或者在日本，他们在进行结构性改革的时候，都产生了一些紧缩的效应，所以我们要把握这个度。再简单重复一下，把握这个度，不能产生债务-通缩紧缩的螺旋。第二个度，不能超越社会的承受能力，社会承受能力最主要指的是就业。现在我们情况比较好，是因为我们16-59岁劳动力人口，这段人口结构在下降，所以我们的就业还是比较充分的，所以现在也是一个比较好的时机，来进行这样的改革。同时，要保持流动性比较充裕，有一个良好的货币环境。

下面我说一下总需求管理的分工。财政政策是天然的结构性政策，所以财政政策在供给侧改革的时候，应当是需求管理的主战场。财政政策有很多结构性考虑，比如说扶贫、结构性调整。货币政策还是要稳健。货币政策要避免过度宽松，因为货币政策过度宽松，可能会产生资产价格的泡沫和人民币贬值的压力。

最后我讲一讲，有一些补短板。我们在“三去一降一补”，补短板，看起来是供给侧的改革，我想强调的是，有一些补短板的政策也是扩大总需求的，也是可以从需求方入手观察这个问题。

我举几个例子。比如说棚户区改造货币化，你要给一些城市老百姓符合棚户区改造的条件，一个是政府盖房子，让这些人到政府盖的房子里面；另一个选择是，给这些老百姓货币，分在一个账户上，让老百姓按照程序去选择在城市买房，买的可以是政府盖的房子，也可以是开发商开发的商品房。老百姓可能买到更适合的房子，更适合的朝向，更适合的地点，同时也可以加一点钱。货币化看上去是一个去库存的供给侧的改革，但是实际上如果把这个库存去掉了，也可以增加房地产的投资，也可以扩大总需求。同时棚户区改造以后，还会产生家具、家电、装修这些消费。

第二个例子，比如说扶贫。我们可以精准算一下今后5年，每年有一千多万贫困人口脱贫，这里面实际上有很大的消费拓展的空间。

回答我讲话的题目，在供给侧需求结构性改革的同时，要做好总需求管理。我们就要算一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它产生多大使经济向下的压力，让我们在需求侧，把这些压力补上，给它补齐了，补齐的上限不超过经济增长的潜在增长率。

以我做的功课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假如“三去一降一补”过程中，产生一些经济向下的压力，但是我们可以算出来，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这个主战场之外，我们通过棚户区改造、精准扶贫、降低五险一金、鼓励个性消费等，可以补充一些GDP的总需求。在我这里补了0.75个百分点，大数就是五千亿人民币的概念。这样就比较好的控制，在改革的同时，我的总需求、经济增长还是比较稳健的，同时又不产生过热，又不产生其他的道德风险。

 

楼继伟：工资过快增长降低投资意愿

财政部部长楼继伟作了《关于提高劳动市场灵活性和全要素生产率》的主题发言。

楼继伟表示，当前我国劳动合同法对企业保护不足，诸如签订长期合同等规定，不适合我国外向型、代工型企业，在一定程度上僵化了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而工资刚性增长等规定，使得工资增长超过劳动率的增长，不利于生产率的提高，削弱了我国竞争力——凡此种种，最终伤害的是劳动者的利益。

后续改革，应该着眼于提高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平衡好对劳动者和企业的保护。另外，要提高劳动生产率，还要解决一些职工落户等问题，这些都是供给侧改革需要解决的问题。

以下是楼继伟发展全实录：

题目和我不太搭，因为全要素讲到土地、生产率和劳动力市场等，要讲这部分可能要一个小时，所以我就讲讲前面“提高劳动力市场灵活性”的话题。

经济增长来自于生产要素的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亚洲生产力组织，APO的测算1980-2012，中日美韩，40%、34%、43%和35%。我们和日本是比较高的，这是改革开放越来，经济增长比较高的时候，来自于要素的增长和生产率的提高。

近年来，有点变化。我们看到，国际上，有些劳动生产率的停滞。有些国家，我们认为他们不太行，但他们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得还挺快，如日本。 1995-2000年，2001-2005年，2006-2010年，这三个阶段里，日本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对经济的贡献分别30%、66%和70%。我们说日本停滞了20年，其实他们全要素生产率在提高。不然日本人口减少，经济增速会更低。

我们在新常态之下，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得比较慢。

我国劳动合同法可能是有问题的。劳动合同法对企业的保护严重不足，在立法和司法层面上都有体现。很大程度上降低了我国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不利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最终损害了劳动者的利益。而且现在越看越明显，倒霉的是劳动者。

首先是现行的用工制度脱离劳动生产率，工资刚性上涨。最近十年，特别是最近八年，工资超过劳动生产率两三个百分点，使得我们竞争力越来越不足。

另外，我国劳动合同法，是标准工时制。我国大量外向型、代工制的企业，不可能签订长期的合同。法律造成的扭曲，使得相当这方面的用工制度，使得这方面生产力增长很慢。大量类似这样的规定，使得企业遵从成本很高，必须签订长期合同。如果没有订单了，让你们回家，再把你们召回来，能否签订临时合同呢？不行。法律遵从成本非常高。

第三点，法律一定程度上强化了职位的保护，造成劳动力市场的僵化。

第四点，降低了企业人力资本投入的力量。企业要支付大量成本，来提高工人职业技能。但下你在企业不愿意加强这方面的投入，因为职工可以以任何原因就可以走人。企业把员工培养好了，员工就可以走了。企业如果要让他们走，要支付大量费用。

第五个，学生失学率上升，工人不愿意放弃当前收入，所以出来了劳动派遣工的制度。企业内部应该推行工资集体谈判。

我们一直说要提高工资收入，但推得太早了。怎么办呢？我认为下一步应该提高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劳动合同法需要保护劳动者，但也要平衡好两者关系，既要保护劳动者，也要保护企业。

再有一方面，不能说现在劳动力市场的问题，就是劳动合同法造成的。比如，人没有落户的可能性，企业不愿意培训、不愿意长期投入等，是很多方面原因造成的。这些都是供给侧改革要解决的问题。

 

吴敬琏：供给侧改革勿走行政干预老路，警惕改革空转。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出席并演讲称，中国经济增长的最大问题是体制性障碍，归结起来就是政府在资源配置中起着主导作用，使市场的作用不能发挥。然而建立健全市场机制并非易事，需要相关的机构和人员放弃一切既有的权力和利益，所以往往步履维艰。

对于政府机关和官员来说，最顺手的就是老方法，即用行政手段干预。一方面下达指标压缩过剩产能，消除房地产库存，要求网络提速降费，另一方面设置各种各样的扶持基金和高新技术开发区，企图用高投资、高补贴推出一个科技创新的高潮。

吴敬琏认为，供给侧改革应是体制改革，而现在常常被误解为“供给侧的结构调整”，这实际上回到了老办法，就是用行政力量调结构。他担心这个办法不能取得我们预期的效果”。

吴敬琏称，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指导意见和一些具体实施方案的衔接好像存在问题。应该警惕“领导部门忙着发文件，下级部门忙着学文件，一个文件还没有学完，第二个文件又来了”的改革空转。

以下是吴敬琏演讲节选：

我的题目是关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我想讲4点意见。

第一点意见，今年11月份中共中央提出来的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这个决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推出这个决定就意味着我们从原来主要靠凯恩斯主义式的刺激政策搞增长，转向以提高供给质量，提高发展质量为主的宏观经济政策。这是领导决策思路的重要改变。

过去的主流思想是由需求侧的因素分析勘察中国经济增速下降的原因和寻求应对的方略。由这样的分析得出的结论就是，经济减速的原因是因为投资、消费、出口三架马车的力量不足，所以应对的方略就是扩需求，保增长。但是执行这个方针若干年以后，我们现在陷入了一个困境，出现了两个现象。

第一个现象投资回报递减。这些年来，每年刺激的力度并没有减弱，但是效率是不断衰减，几乎没有太大的作用。另外一个就是杠杆率不断提高。去年应该说超过警戒线了，到现在还在继续提高，这样就蕴藏着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危险。事实上，我们也不能再继续用这样的方法来应对我们面临的挑战。

所以这个决策是非常重要的，好多年来，西方经济学家提出，对于讨论中国的长期经济发展问题的时候，不应该使用需求侧的分析，凯恩斯主义的刺激政策对于中长期发展来说是无效的，弊端很大。

第二点，从需求侧的分析得出一些什么结论呢？GDP总量、需求总量和生产要素的数量是相等的。但是你要分析GDP总量变化的时候，可以从需求侧分析，也可以从供给侧去分析。供给侧因素主要是从增长来说，新增资本投资，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等。从这个分析提出的结论是什么？第一个是经济振荡，我们为什么发生经济增长？因为供给侧几个因素都在减弱，一个是人口红利消失，一个是增加投资难以为继，潜在增长率下降，有很多文献研究都系统说明了这一点。

解决这种震荡的处方就是通过纠正资源的错误配置，改变结构恶化的状况和建立兼容的激励机制来调动积极性。千方百计提高资源的配置效果和宏观经济的运行效果。

所谓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经济运行效率，其实就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就是改变主要依靠投资实现的增长，转到主要依靠效率提高实现的增长。所以问题的核心和实质就是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的方式。

第三点，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型成败的关键是能不能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消除实现转型的体制性障碍。正式提出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已经20年了，是1995年制定九五计划的时候提出来的，但是直到现在转型还没有完全实现。在提出要实现经济发展转型10年以后，就是2005-2006年制定十一五规划的时候，曾经讨论过这个问题，为什么进展这么慢？当时给出的结论是存在体制性障碍。我当时写了“中国增长方式的决策”，这里面详细讲了当时有哪些体制性障碍，归结起来就是政府在资源配置中起着主导作用，使市场的作用不能发挥。

那么这个问题到现在仍然没有解决，怎么才能解决呢？那就是要全面深化改革，用全面深化改革消除这些转型的体制机制障碍，发挥市场的作用，发挥市场的有效配置资源的作用，发挥市场在行政有效激励机制的作用来实现转型。

第四点，从三个月来，执行中央决定的情况来看，有两个问题是亟需解决的。第一个问题，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是主要依靠市场的力量，还是主要依靠行政手段？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从理论上来说，大多数人都承认市场力量能促进资源从供过于求、效率低下的企业流出来，转向效率较高的企业，实现决策优化，也承认市场能有力激发创新和创业的活力，达到奖优罚劣的目的。但是建立健全市场机制是很不容易做到的事，而且需要相关的机构和人员放弃一切既有的权力和利益，所以往往步履维艰。

因此对于政府机关和官员来说，最顺手的就是老方法，就是用行政手段干预。一方面下达指标压缩过剩产能，消除房地产库存，要求网络提速降费，另一方面设置各种各样的扶持基金和高新技术开发区，企图用高投资、高补贴推出一个科技创新的高潮。可是近年来的经验证明优化结构必须优化良好的体制机制，再辅助必要的行政手段。主要依靠行政手段调结构是很难取得成功的。

说到这个地方，我觉得有一个概念需要澄清，就是结构性改革在中国的经济学文献里面很少用，但是西方有一些人，特别是欧洲人很喜欢用这个词，在金融危机以后，一些国际组织在欧洲国家推结构性改革。我查了一些文献，当时结构性改革说的是政治、社会、经济结构的改革，也就是我们说的体制改革。但是和我们供给侧联合在一起的时候，常常被人理解为供给侧的结构调整，现在可以看到很多这样的报道，供给侧的结构性调整实际上回到了老办法，就是用行政力量调结构。我很担心，这个办法恐怕不能取得我们预期的效果。

另外一个需要我们注意和加以改进的地方就是决策部门、执行部门好像有点慢。三中全会为全面深化改革做了很好的顶层设计，很多改革项目指导意见或者方案设计，都得到了中央深改小组的批示。但是这些顶层设计和指导意见和一些具体实施方案的衔接好像存在问题。

有一些指导意见和方案不衔接，电力部门的人做了一些讨论，这种现象很明显。最近一个月以来，所谓改革空转，领导部门忙着发文件，下级部门忙着学文件，一个文件还没有学完，第二个文件又来了，叫做改革空转，或者说改革成为了修辞。

这种批评，有一些可能不实，但是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警惕。一定要把这些很好的改革顶层设计，指导意见落地生根，走向习近平总书记在1月12日中央深改小组讲的，今年力争把主体新框架搭建起来，有助于深化改革目标落实，打通关节，努力使各项改革都能行动起来。

我希望，或者我建议，领导部门和执行部门要充分协作，一项一项的改革，研讨它的进度，它原来的设计是不是有不足的地方，我们执行过程中有哪些补充。